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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大师瓷"市场陷入冰点:一些画师被迫转行

 
分享: 2018-11-13
     

  空无一人的街巷、关张倒闭的瓷器店、纷纷转行撤离的画师……泡沫被刺破之后,景德镇的“大师瓷”市场陷入了历史的冰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摄)

  再访“瓷都”:大师的破灭

  2018年夏日,景德镇的陌头,一个六线城镇的样板出现:破烂、坑洼的主干道,逼仄、脏乱的街巷,地上随处可见的垃圾、空中杂乱无序的缆线,城垣残旧、棚户连片……

  这座都会的破败,极易破灭初访者对陶瓷艺术的憧憬,也让它的定位“与天下对话的都会”发生一种谬妄感。

  已往的10年,谬妄和破灭,在这座素有“瓷都”美誉的地级市交替上演。

  冰点

  景德镇莲花塘街原是陶瓷大师作品一条街,最红火的时间,一铺难求。现在,艺术陶瓷纷纷撤离,莲花塘街沦为了杂货一条街。

  走在景德镇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大量关门倒闭的陶瓷门店,纵然是少量营业中的门店也是门可罗雀生意昏暗。

  这与5年前的情形截然不同。

  2008年至2013年间,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履历了空前的繁荣。彼时,无论是大师的事情室,照旧藏家的藏馆都可以用“熙熙攘攘”来形容:来自天下的商贾名士在这里排队期待付钱。现在,这样的盛况是一去不复返了。

  上一轮市场的繁荣主要起源于那些年盛行的“雅贿”。老板们买瓷器的目的是送礼而非增值,生意做得越大,送礼的需求就越大。地产商是需求量最大的群体之一,购置过亿元瓷器的地产老板不可胜数。

  “我接触过大量的所谓陶瓷玩家,他们自己对艺术不艺术这件事情毫无兴趣。这正是秩序杂乱的缘故原由。”艺术陶瓷策展人贺亮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

  他说的“秩序杂乱”是指,以“大师”之名界说和订价的艺术陶瓷市场,也称为“大师瓷”市场。

  2013年头,《中国经济周刊》刊发深度消息来源文章《瓷器的政界生意》。该文揭开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寄生于政界的灰色经济,以及由此催生的既繁荣又荒唐的“大师瓷”市场。繁荣背后,是荒唐的大师批量生产机制,以及他们批量生产的仿品、赝品和劣品。

  “大师瓷”因此遭遇亘古未有的质疑。

  真正致命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划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随后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反糜烂斗争。这场斗争很快波及与“雅贿”暗合的艺术陶瓷市场。

  艺术陶瓷行业的拐点在这一刻到来:泡沫被刺破,市场跌入了冰点。

  泡沫

  7月的一天,省级陶瓷大师沈家明在事情室待了整整一下战书,一个惠顾的人也没有。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哀叹,市场很是低迷,已经两个月没有生意业务了。“半年卖不出去一个的也大有人在。”

  价钱更是一落千丈。

  “不只是腰斩,是腰斩再腰斩。”陶瓷藏家徐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最著名的国家级大师(简称‘国大师’)作品现在打个5折腰斩,其他国大师作品基本上就是两三折,腰斩之后再腰斩,险些就只剩下‘脚板’了。这已经很可以了,若是不到国大师这个级别就更难了,许多人‘脚板’都没了,卷铺盖走人了。”

  接受采访的大师们都叹息,现在光景昏暗,市场价钱普遍下降。但险些没有人愿意认可自己的作品也降价了。

  市场严重萎缩,一些支持不下去的大师和画师,被迫转行。

  据陶瓷业内人士估算,转行、退场的差不多占到了一半。转行的大师和画师,有去做投资当股东的,有去炒股当股民的,有去开旅店、饭馆的,有开服装店、开滴滴的,有送外卖的……最有意思的是,另有人直接从景德镇的陶瓷大师转型为杭州的美容大师,以艺术大师之名挂牌授课。

  转行的人当中,有一部门只是回归了自己的本行。

  “在壮盛时期,卖菜的、卖衣服的、开黑车的等各行各业的人,就算一天画也没学过,转眼之间都成为大师了。”沈家明说,他最看不下去的是,那些外行进来的人居然还评上了大师,许多人默默无闻地画了三四十年,一心一意钻研艺术,却一点时机都没有。这很不公正。

  在景德镇陶瓷艺术圈,岂论是明着暗着都在贬低这个征象,这也导致珍藏家流失和陶瓷价钱的直线下降。

  徐杰说,“有的大师已往一个瓷器卖20万元,现在卖2万元。原来卖100万元的瓷器,现在20万元都很难脱手。”

  在景德镇艺术圈,撒播着有关价钱泡沫的种种版本的故事:

  有买家买了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打个例如,100万元买的,现在想100万元卖回给他,艺术家拒收,降到50万元卖给他,照旧拒收。于是,买家做了个大条幅挂在大街上,痛骂这个艺术家是骗子。

  一个地产老板在景德镇花了两亿元买瓷器,回去之后有人告诉他,这些瓷器里有假的。于是,他把大师们叫过来开会协商,希望他们以六折的价钱把这些瓷器收购回去,效果现场没一小我私家吱声。

  “就连他们自己都以为自己的作品值不了这个价钱。”徐杰讥讽说。

  当地有关部门查扣了1700箱陶瓷,“办案职员心想,这么多工具怎么也值个1000多万吧,效果拿去判定,只有600多万,许多都不值钱。”

  托市

  “今天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真的很是糟糕,但这是历史的最低点吗?不是,由于有些人仍抱有理想。”在贺亮看来,“市场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下跌。但纵然跌成这样,照旧有资源敢于在这个时间托底,还在往上托。”

  沈家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两年,景德镇陶瓷市场泛起了新的征象:有着名拍卖公司在景德镇设点,跟艺术家互助,艺术家们的作品想拍什么价钱,就给它交几多钱,然后拍出艺术家想要的价钱。“但事实上,拍卖公司明知是卖不掉的。”

  陶瓷艺术家王晓峰也经常收到这样的信息,“你想拍出什么价钱都可以,你给他钱就行了。”

  这挺滑稽的,但真有艺术家愿意花钱这么干。

  据透露,确实有赫赫著名的资深国大师,把钱和作品交到了拍卖行。“他要求自己的作品一定要维持在谁人价位。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梦想’,有钱固然可以为‘梦想’支付。”

  在贺亮看来,这是最后一次剔骨疗法,就是把艺术家骨头上那点肉给剔下来。“市场的钱已经挣不到了,那就把艺术家的钱给挣了。”

  已往的那些年,景德镇的艺术陶瓷源源不停地销往天下甚至全天下各地。有人担忧,在未来的某个瞬间,这些陶瓷会不会聚拢在景德镇,店里随便一堆陶瓷任人挑。“那将是最悲凉的一幕。”

  另有较为灰心的看法以为,“大师瓷”也许未来会大量地泛起淘宝价。

  但接受采访的大师们险些都不认同这个判断。

  沈家明以为,各人确实都在张望,但艺术陶瓷市场和股市一样,有起有落,总有一天,低谷之后重新迎来岑岭。“而新的繁荣会打破原来的传统模式举行创新。”

  巅峰

  模式的创新仍显遥远。处于谷底的陶瓷艺术圈人士有大把的时间回忆昔时。

  “那时间是真的繁荣!” 王晓峰叹息。

  身处其中的艺术家,人人都有时机分享这一轮的繁荣。王晓峰也不破例。

  彼时,青年艺术家王晓峰住在景德镇偏远的农村,他的父亲从北方的老家第一次来景德镇。他跟父亲说,他能赚钱了。“我父亲不信赖,由于我从小就不像是能赚钱的人。那段时间,他天天跟我待在一起,看着我白昼画、晚上画,一天可以画五六个瓷器,一万块钱一个。他很惊讶,这真能赚钱啊。”

  当一个陶瓷瓶子卖一万块钱的时间,他以为价钱很合理,他的艺术水准位列中等,能力不如他的人,瓶子还卖三四万元呢。然而,当他瓶子的价钱也涨到3万块一个的时间,王晓峰最先感受到压力。“为什么?3万块一个,一天画五个,那就是15万元。景德镇市委书记一年的收入都不如我一天的收入,而我的思索能力、我支付的劳动一定不如他,这就不太合理了。”

  事实上,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许爱民或许也在思索同样的问题,以至于他厥后也加入了大师的评选潮水中。2015年,中共中央纪委对许爱民严重违纪问题举行立案观察时,其中就称其弄虚作假,骗取“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呼”声誉。

  基于质朴的价值判断,王晓峰以为,收入和支付应该保持平衡才心安理得。

  “3万块一个的瓶子,你得画得没偏差、没毛病才过得了自己的心理关。” 王晓峰说,由于对作品要求高,厥后就越画越慢,有时间一个月才画出一个。

  从圈内人的角度看,繁荣时期,像王晓峰这样一天画5个已经是很是忠实和自律的艺术家了,其他人一天可以画50个,甚至更多。

  那一时期,大师们举行了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

  据徐杰讲述,一位画梅兰竹菊的大师,一天就可以画100多个,他的作品炒作到300元一件(编者注:“件”是陶瓷的巨细规格单元,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200件的一个瓶子就是6万块。

  “2013年之前的那几年,景德镇大师们的产量特殊惊人,一个大师背后有十来小我私家在代笔,这样的征象很普遍。”徐杰说,“许多时间是经销商推着大师走,当经销商把销量打开之后,大师作品的量就会跟不上,经销商会自动找画工给大师代笔,最后大师签个名,各人互助一起赚钱。”

  但在沈家明看来,大部门经销商的条理都不高,他们急功近利,对艺术家的攻击很是大,“有些档次的艺术家都不去生长经销商模式了。”

  “这个市场好到什么水平呢?打个例如,买家来买瓷器,没有现成瓷器没关系,几多钱一个,他要买10个,也不还价,钱先付给你。”贺亮举例说,他有客人2010年签约买的瓷器,去年才画完。

  “在最火爆的时间,一个大师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而净利润比上市公司厉害多了。” 王晓峰叹息。

  在景德镇坊间撒播:从2008年到2013年间,景德镇大师们的小我私家收入甚至惊动了金融羁系部门,有关部门对大师们的小我私家账户举行了监控。“上亿资金的账户并不鲜见,囤积的钱很吓人。许多艺术家,一年赚个三五万万很容易。”

  有一位大师去南昌买店肆,一排店肆1.3亿元,一次性付清。

  那一时期,大师们的年收入是以万万计的。

  艺术家们富得流油,但税却很难收上来。

  景德镇的破败一定水平上源于地方财政的羸弱,该市的财政总收入恒久位列江西省末位。

  “有一段时间,景德镇有关部门严查艺术家们的小我私家所得税,甚至划定评选大师的尺度中有一条就是纳税额。艺术家们只能补缴。”当地税务部门有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有艺术家甚至补缴了高达数百万元的税。

  补缴数额的几多成为大师评选的主要依据之一。固然,纳税额与大师的艺术水准绝不相关,因此,这在大师批量生产的时代遭受诸多诟病。

  大师

  景德镇盛产大师。

  前些年,人们形容大师批量生产的盛况说,“一堵墙倒下来,砸到10小我私家,7个是大师”。

  现在,在景德镇,“大师”俨然成为了骂人的称谓。你若称谓谁是大师,他很可能回敬你说,“你才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 。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差别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呼就有近20种,包罗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大师”的称谓是艺术陶瓷价钱的放大器。差别级此外“大师”对应着差别的价钱。一个省级大师若是评上了国大师,他的作品价钱一夜之间就能翻倍。

  “当各人都意识到大师称谓的含金量、市场及社会价值的时间,权力介入的官方评审取代了艺术的审美,大师文化就最先异化了。”

  大师评选甚至被异化为捞取小我私家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艺术圈里撒播着一个公然的神秘:“百万元买一个省级大师,万万元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沈家明说,现实很残酷,每小我私家都要在这个圈子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位不愿签字的江西省陶瓷手艺大师对《中国经济周刊》直言不讳,他的“大师”帽子就是花钱买的,“不花钱很难评上”。

  在大师的评价系统中,这是层级较低的一种大师头衔。

  但终归比没有好。“纵然你画得好,但若是没有‘大师’帽子戴在身上,画也卖不到好价钱。若是有个‘大师’的帽子,再加上画得不错,那就要好许多。”这位江西省陶瓷手艺大师说。

  这种滥用公权力背书,在市场上攫取利益的评选表彰,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小心。

  2016年底,民政部转达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运动违规。早在数年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在国家有关部门清算整理行动中已被作废。国家作废之后,行业协会还私自评选,自然违规。

  贺亮以为,在繁荣时期,陶瓷市场认定官方背书的主要性,市场价钱的决议因素是看谁在背书。而当大师评选的种种猫腻被公然化,官方背书失效,大师瓷市场泡沫被刺破,市场就走向消灭。

  大师评选的热度在下降。据2018年5月宣布的效果,在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景德镇有8位艺术家当选。

  “景德镇报送的全选上了,这出乎许多人意料,没报名的人都忏悔了。”沈家明说,这被以为是价格最小的一次国大师评选,市场的热度已经显着下降。

  上述那位江西省陶瓷手艺大师以为,“现在要进入拼实力的时代了,泡沫的时代已经由去,若是没有真才实学,大师的头衔基本上没用。”

  “但照旧有人在问,给你个大师,你给我几多钱,要不要评?市场都跌成这样了,还不评就更卖不出去了。”贺亮说。

  在上一轮繁荣中赚得盘满钵满的大师们,后半辈子纵然一个瓷器卖不出去都不会威胁到生计。

  沈家明坦言,“纵然秩序杂乱,纵然不公正,但我们获得的更多,至少搭上了陶瓷艺术最繁盛的末班车。”

  但真正受影响的是,刚刚砸锅卖铁甚至高息借贷评上大师后,市场就衰落的那部门人,以及对这个行业抱有热忱的青年们。

  在王晓峰看来,“当整个社会都对这个行业感应失望的时间,这个影响是致命的。”

  糜烂

  失望还由于不停发作的丑闻。

  2015年2月,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审查出的诸多问题中的一条就是“骗取‘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呼’声誉”。

  2010年,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许爱民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其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业界有人公然质疑他评选大师“法式不正当”。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许爱民。但最后在宣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官员加入大师评选没有发生任何努力影响,相反,它加速了大师泡沫的破灭,由于它引起了小心和质疑。”徐杰说,在大师瓷的壮盛时期,国大师的一个瓶子可以卖四五十万元。“这是一个财富正当化的最佳手段。”

  在《中国经济周刊》曾刊发的《瓷器的政界生意》一文中,景德镇瓷器圈内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元。隔天,他带一个求他服务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服务的人不动声色地赶快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谁人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这位官员正是许爱民。昔时的采访工具说,“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他卖的是作品照旧权力。”

  在景德镇,艺术陶瓷与政界糜烂的暗合在党的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热潮中被接连掀开。

  大师们因受落马官员牵连,纷纷被纪委传唤协助观察,“许多人被多次传唤。”

  天下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在景德镇陶瓷艺术圈牵连甚广。

  2008年至2013年,苏荣主政江西,正值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最壮盛的时期。那些年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赴景德镇采访,大师们最喜欢说的是“苏荣书记家里放了我的作品”或是“于姐很喜欢我的工具”。

  “于姐”是苏荣的妻子,景德镇的常客,喜欢艺术。她在景德镇的身份是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研究所艺术照料。在景德镇,人们夸张地形容她对陶瓷珍藏的狂热:于姐从景德镇拉走的瓷器几个火车皮都装不下。

  “于姐”喜欢瓷器,江西的官员和商人们也乐于投其所好。

  苏荣落马后,纪委办案职员从“于姐”家中搜出的陶瓷藏品不可胜数。

  苏荣案引发的江西政界地震加速了陶瓷泡沫的破灭。

  据徐杰先容,江西南昌是景德镇瓷器一个极大的存储地,大量的瓷器在江西人手里,尤其是好工具大部门在江西官员手里。

  “当一个气球吹了这么大的时间,刺它一下,不是破了也不是漏气,而是爆炸似的崩了。”贺亮说。

  但纵然在市场最萧条的情形下,仍有不受大情况影响的真正的艺术家。“像龚循明,他不评大师,但一直很受接待,景德镇确实也有这样一批完全走实力派的艺术家。”

  他们以为,泡沫会破灭,但陶瓷艺术不会消逝,而新的陶瓷审美秩序亟待重修。

  (应采访工具要求,文中贺亮、沈家明、徐杰、王晓峰为假名)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 | 江西消息来源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1期)